我其实已经来过两次香港中文大学，这次是第三次，但以前停留都没超过两小时。现在当复旦大学的校长，我赶紧把握机会到香港来。首先得向香港中文大学致谢，因为香港中文大学跟复旦大学有着非常长久而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代表复旦大学向在座各位、向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感谢。
「大学的人文精神」和「通识教育」事实上有相当类似的地方，它们是有关联的，但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以下的讲话，我先把这两件事情分开表述。我得先抱歉地说，我并不是一位人文学科的学者，我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在人文方面懂得并不多，只是感觉人文学科愈来愈重要，所以也来讨论一下。很多人说内地有形形色色的问题，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这使我成为复旦大学校长以后，即使是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也鼓起勇气来谈谈这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前校长金普顿（L. Kimpton）说过一句话，正好表达了我的心态。他说，他在大学里扮演着一个能说会道的博学家角色，很多时候，对于不了解的事情也得装作全懂一样。
这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也说，有些事情不但要学习，还要学得很透彻。我相信任何一位大学校长，只要不是教育学出身，尤其不是高等教育出身，都会面临这么一个脱胎换骨的时期。
一、大学当前最大的问题：人文精神的缺失
首先，我希望强调人文精神。我曾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几乎跑遍内地每一所有影响力或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大学，深深感受到人文精神的缺失，而且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严重。但是，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大学的行政化又比东部的严重。某些地方政府会安排亲信担任大学的一些职务，如处长等。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不是今天的讨论重点，但人文精神的缺失并不是今天才发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有一班学者，主要是复旦的学者，就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为甚么要开展这样的讨论呢？那时候内地市场经济勃兴，社会急速转型，也就是从一个未开放、传统的社会突然转变到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特点的社会。这一方面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飞速改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精神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化。多元化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社会必须有一种主流思想。尽管我们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希望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大家的基本主流思想，但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变成中国佛教大概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但是马克思主义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还没完全中国化时，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破坏得非常厉害，这使当时的年轻人无所适从。所以，内地这几年兴起了读经活动，希望再建立传统文化。但是，简单地读经恐怕不是弘扬文化的好方法。1818年黑格尔（Hegel）就任柏林大学（BerlinUniversity）教授时说：「对日耳曼民族来说，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我没仔细查过这荒疏是有多久，但现在的社会又太沉浸忙碌于现实，驰鹜于外界精神。我们应该从这种状态转回到自身，也就是说应该徜徉于自己原有的精神家园当中。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况。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学者认为，只要好好地经营，认真地做，照胡锦涛的说法是「不折腾」，要使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变得富裕并不太难。但是要建立一个精神上健全的社会，就困难得多。
我再进一步说，建立一所有品味、有精神的大学，这比甚么都难。哪怕你拿了诺贝尔奖，哪怕你有很多的科学成果，但是如果没有品味的话，这所大学不能担当起它的任务—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传承中华的优秀文化，并以此培育优秀人材。所以，得先谈到人文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人文精神。早在《周易》就有这么一句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就有教育的意思，一定要教育以后才能成天下。由此可见，中国的人文历来都和教育连在一起，希望通过人文教化来达至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在现代的技术化社会里，人文精神跟教育的关联应该愈来愈紧密。对科学家来说，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是非常危险的。十年前，我是个非常典型的技术主义者，我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随着年纪增长，比照现状，我发现问题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不得不学其他东西。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1991）说过，大学是学术勃发的场所，也是教育新人成长的场所，所以大学必须具备几项东西：
（一）教育的本质：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追求是文化的积淀
向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追求是一切教育的本质。一些哲学研究者认为，绝对真理并不存在，或者不清楚终极价值到底在哪里。但是要注意，教育必须从终极价值及绝对真理出发，给学生理想。理想是甚么？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如果是这样的话，为甚么还要有理想？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照亮我们脚下的道路，使我们不致在纷杂的世事中、世风流俗中迷失方向。大学是积淀文化的场所，尤其是人文精神的积淀及传承，同时吸收了世界上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因此，大学不能常变。我们一天到晚说改革，说得太多了。天天都改革的社会不是好社会，这只能说明它还不够稳定（stable），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对于现在的大学来说，我相信坚守历史使命比改革更重要。
（二）回归大学的使命和精神比改革重要
我们已离大学应有的使命和精神太远了。大学当然要仰望星空，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大学是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去思考未来的事情。事实上，当今市场经济使社会变得比较功利，不少大学缺乏长远的规划。比如说很多大学校领导也只是看学校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重点实验室增加了几个、产生了几个院士，以及运用各式各样的指标，如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索引）、H指针（H-index）等等去评核教师的水平。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时大寨大队的生产队长，为每位教师评工分，评价教学水平。但学术表现（academicperformance）和真正的大学精神及使命却被搁在一旁，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加不能对世风恶俗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坚守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大学应该是社会的清醒剂、清洁剂。这几年，国内外大学都有不少失范的地方，如学术造假。这不单中国独有，全世界也揭发了不少学术造假行为。早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一篇《环球时报》上的文章，美国做了一项针对学术失范的不记名调查。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教授都有不同程度的学术失范行为，可见学术失范并非地域性问题。我个人认为学术失范恰恰跟全球各大学采用美国模式很有关系。美国社会本来就充满竞争，在乎文章的数量，于是发明了所谓的SCI索引和H指针等。这些指标传到中国以后，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政治体制上的缺憾、官员不到位等问题跟这些指标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比任何时候都糟糕的学术评价方式，毒害整个学术氛围，所以大学需要一道精神围墙，尤其在民族危难、社会失范时，大学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就显得非常重要。
大学应该成为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中流砥柱。正如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所说，大学里，知识诚笃是特别重要的德性。这无论对教授、行政人员、学生来说，都非常重要。在这个前提下，知识的诚笃和学术的纯洁性才可能建立起来。从长远的意义来说，这样才能坚守文化真谛。大学失范的地方到处都是。有时候走进一所大学，感觉它不像大学，到处都拉满了横幅广告，把大学的神圣感、静谧感都赶走了，所以我说，大学的人文精神对当前内地而言尤其重要。
（四）两种文化：科学文化跟人文精神同样重要
另外，科学精神同样重要。1956年，斯诺（C.P.Snow）发表了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说。他把一种文化称为「科学文化」，另一种称为「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缺一不可。人文是一种人文的情怀和精神，是善和美，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科学文化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这实际上已引出了我们通识教育的内容。
三、为甚么要推行通识教育
大学为甚么要进行通识教育？我引用艾伦（D.W.Allan）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艾伦，2005，页7）。」但是，内地对此的真正认识还不是很深刻。我们有时候用了些过于简单的表述作口号，如培养通才，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我们思考不清背后复杂丰富的内涵。所以，当大学坚持做通识教育时，校长和领导层就需要想清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一）通识教育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
我们学校第一届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已经毕业了。最近我追溯了复旦大学在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的所有档案，以及所有学校领导的讲话，发现了一个倾向，那就是把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为理科生提供一般文科知识的普及教育，同时为人文社科的学生提供一些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实际上，通识教育涉及人类教育的本质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B.A.W.Russell）认为，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已意识到，教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播过程，尤其不是一个知识的普及过程，更不是一个把深奥的知识浅薄化的传播过程。如果这样做的话，通识教育就走上了歪路。所以罗素说，大学要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不带成见或偏见的探索精神。如果完成不了这塑造精神的任务，大学就降低到只会灌输知识的水平。教育是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注意不是教师去帮他思考，而是教他独立思考的方法。所以你得告诉学生，老师也会犯错，校长更会错！但现实上，有不少人仍然认为，年纪比你大，总会比你对；官比你大，就是比你正确。这种潜移默化的思维实际上影响了年轻人的思想，这是极其糟糕的事。
（二）专业教育并非通识教育的对立面
中国古代教育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教育的最终目的，我们常以为通识教育会跟专业教育构成矛盾。爱因斯坦（A.Einstein）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以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人只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我曾经在《人民日报》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科学家不应只是一种会从事科学研究的机器。」专业教育的不足之处在于不能使人内心和谐发展。最基本的教育是使学生对正确的价值观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必须在美和道德上有鲜明的辨别力。中文大学一直强调要使学生真正成为有教养有文化的、成为社会上负责任的、自觉而实行的一份子，这比甚么都重要。但现在，即使在中长期发展教育的规划里，对大学的要求更多的是强调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适应社会具体的需要。于是，大学的专业教育根据这些需要去设计，背后隐藏着过强的功利色彩。也就是说，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放到造船厂，就马上能造船去，放到炼钢厂，就马上能炼钢，这是教育理念的错误。所以社会上不乏这样的人，他以自己的化学知识去合成、去设计一条非常经济便宜的合成路线，然而，他也可能去合成毒品；也有些生物学家喂黄膳吃避孕药，使鳝鱼失去生育能力，变得又粗又壮；又有人把白木耳用硫磺熏一熏，使白木耳特别地白，非常漂亮。这些就是纯粹的专业教育带来的不良后果。我们对怎样使学生理解价值的意义，使他们理解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加强辨别美和道德的方法等研究都做得不足够，这是我们必须加强的地方。
（三）通识教育的特点
1. 通识教育应同时传递科学与人文的精神
究竟甚么是通识教育？我认为通识教育应该是能够同时传递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通识教育不是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上通识课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教师因应学生的程度，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只得保险地取个平衡（average），不然就会被同学投诉了。如果传输给学生的是娱乐版式的普及知识，那不叫通识教育。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H.Rosovsky）说过，「哈佛不同专业的本科生之间的交谈，必须高于闲聊的层次。」如果停留在闲聊的层次，这是很危险的。如果通识教育没做好，那么会变成怎样？学生参与不了专业会议的讨论，却在茶余饭后跟大家滔滔不绝，这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通识教育不是培养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通识教育应该传递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所以我不同意把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的根本是教导学生求善求美，科学是教导学生求真求实。通识教育必须要有专业教育的支撑，只有当两者相融合，才能培养出完美的、具有完整人格的学生。
2. 通识教育应该展示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第二点，通识教育应该展示不同的文化，不仅仅是各民族的文化，还包含不同学科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不认同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如果世界只有一种文明，人类会走向末日。不同的文化应该和谐共处，它们都有好的成分，当然也有落后的成分。这就像基因一样，单一化以后，整个人类的文化就会倒垮。最近我在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InstituteofTechnology，简称Caltech）举行的「环太平洋校长会议」（APRUMeeting）上，遇见一位日裔美籍的年轻教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是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从前他在日本时，每个月都急切盼望读到前苏联的数学和理论物理杂志，因为他认为杂志的每一篇论文都有巨大的价值。但现在他根本不看，认为糟糕到没人要读了。这位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日益平坦化的当今世界保持不同民族文化及智慧的多元化？如果不能保持这种多元化，对任何的创新活动都不利。但大家该注意到目前的危机，全球大学，包括内地的大学，都在美国化。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中国要办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应是欧美大学制度的凯旋。我们有很好的教育传统，就像日本的大学跟欧洲的很不一样，也跟美国的很不一样。大学实际上反映了该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大学就该有中国的文化特色。
除了地域文化外，不同学科也有不同的文化。研究历史、数学、化学、生物学的思维方式并不一样。通识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学生去了解当今世界上除了地域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外，也有不同的学科文化。另外，每一个学科都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你得让学生了解这套思维方法，而不在于让一个文科学生能够计算化学的反应。
季羡林先生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需要综合判断才整理出条理的范围。如果问题已经独立出来，割裂得很清楚的话，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逻辑的理性推理。但是当今世界很多事情并不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所以季羡林先生说，二十一世纪应该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文化。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这句话，即使要成为主流文化的话，那么必须是中国悟性文化吸收了古希腊传统的理性精神及逻辑思维以后所产生的混合文化，这才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文化。世界上的文化从来不是轮流坐庄的，而是某个国家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以后组合成新的文化，才能主导世界。好比唐代的中国吸收了西域传来的文化，揉合以后才能成为主导文化。因此，我们得让学生知道世界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思维模式。
3. 通识教育应充分展示学术的魅力
第三方面，通识教育应该充分展示学术的魅力。我们要求学生关注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发展、百姓的疾苦，课程就要展现这些基本元素。但是要展现、处理这些人类的基本问题，了解这些知识和背后的功能等等，没有专业思维支撑的话，很难实现。通识教育的对立面不是专业教育，而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这样的，你让他加入司机的行业，你叫他去开车就行了。通识教育不是这样。通识教育一点都不排除专业教育，所以大学必须给学生非常基本的专业知识训练，赋予大脑逻辑推理和论证复杂问题的能力，理解不同学术专业思维之间的差别，它们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学生感受到任何学科都有它的学术魅力。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接受过通识教育的学生也只可能是一个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而已。但我们培养社会各行各业精英分子的学校，不可能只培养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所以必须要有艰深的专业知识。
（四）通识教育的实践─恢复书院制的施行
通识教育具体该怎么做？虽然这不是今天讨论的主题，但我觉得在中国恢复书院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中文大学已经实行了好多年，我们也学着实行书院制。从历史上看，除了科举制度以外，实际上另外一种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书院。科举制度并不完全是坏的，只有到后来明清时期才出现问题。原来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制度。至于书院制度，则是真正的通识教育。书院才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小班教育，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一起讨论问题、启发式教学等等。有些教育研究工作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罗列了很多东西。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很好的教育家，至少在内地没有。一些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院写的文章，我认为根本没有太大的价值。我这个话说得非常厉害，也希望那些学者来跟我进行争论。中国对教育不是完全没有研究，但有深度的教育研究却不在教育学院、教育学系，也不在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而在中文系和哲学系，这是一个悲哀。回想一下历史，新的大学制度被引入中国，在北大、清华、复旦建立起来以后，书院就被废掉。但是刚刚废掉没多久，胡适和蔡元培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所以胡适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引进洋学堂这种体制，并没必要把书院全部废掉，但现实上却恰恰被废掉了，结果所有大学都完全变成了洋化的大学。胡适、蔡元培、梅贻琦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办学过程中，他们都力图把中国的书院精神和现代大学揉合起来。因此，北大、清华等大学还可以保留书院的精神。我今天不想详细讨论这方面。但当时北大、清华等等的学校章程和很多规定都非常清晰地表明这个意思，希望把古代书院精神跟现代的大学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复旦也在复办书院。但不可能把古代的设置简单地搬到今天，所以我得向刘校长好好请教，中文大学有办书院的经验，我没有经验，我只是参观过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但只得到情感上的激动而已。我不知道具体的做法。很多人研究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我看过以后，感叹古人之睿智，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但今天该怎么做才能跟现代的大学制度契合？这很不容易，我要向刘校长和中大的老师请教。
（五）通识的任务
进一步说，怎么样去完善相关的书院制度？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一个开头。首先，恢复书院制不是复古。如同蔡元培先生所期待的，要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结合到现代的教育道路上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人认为加上「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代表了大学的落后。但其实不应是这么一回事。我想引撒切尔夫人（M.H.Thatcher）当首相时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她说：「你们不要去谈中国威胁论，我告诉你们，中国不可能对世界造成威胁，原因只有一点，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思想和文化的输出。」说实话，中国并不想称霸世界，但中国也不能老是被误解。其实，诸如达尔富尔的问题中国处理得很不错。我们支持非洲，就有人说我们另有所图。我们只不过想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希望把奥运会办成全世界人民的一个节日。但是好多人反对，反对的人不一定都是反华分子。为甚么？我又想起另一句话，当年我去德国做博士后，当时德国联邦总统赫尔佐克（R.Herzog）请我们到官邸饭聚。他问了我一句很重要的话，他问我学德语了吗？我说没学，因为研究所里的教授跟我说讲英文便可以了，没必要再到歌德学院去学德语。总统说这看法错了，德国人认为，只要世界哪个地方有人会说德语，哪里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一点中国人在做，孔子学院建了这么多。但是总统第二句话我们就没做到，他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知道一点点康德（I.Kant）、黑格尔，他就知道德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这点我们还没做到。在内地要做到这一点，谁来做？不能在研究所，只有在大学做才能成功。大学有这么多学生，这些学生跟世界各地的人接触，大学跟外国的大学互有来往，而且都是不断的沟通合作。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将会愈来愈大，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建立一个在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战略。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教授、教师，能够在这个方面起到我们该起的作用。
我相信，在后面的交流当中，刘校长和其他同仁一定会给更好的意见。我最后想说明一点，一开始我就说，中国的大学现在有很大的问题，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更关键的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但我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只要坚守大学精神，不辱大学的使命，那么就一定能够回归到正确的大学之道。正像某位学者说，如果大学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你还能拯救谁？如果大学连自己都教育不了，还能教育谁？所以我相信，大学自己能回归到正确的大学之道。
谢谢大家！
杨玉良院士与刘遵义教授对话
主持：
谢谢杨校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杨校长与我校刘遵义校长就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进行对话。请两位上前就座。
刘遵义：
首先，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杨玉良院士非常精辟的演讲，谢谢！
杨校长在刚才短短的演讲中，能够把「人文精神」跟「通识教育」的关系深刻精到地剖析出来，令人佩服。他说，通识教育并不是娱乐版的普及教育。各种各样的知识，有一点认识，也不叫通识教育，真是个一针见血的导论。
我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对于人文学科认识也不深，但是既然要回应杨院士，不得不班门弄斧了。我非常同意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它的确是传授人文精神、实现大学理想的一个重要课程，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创校以来，就十分重视通识教育，我们深信在专业知识之外还是需要有通识教育的存在。
中大的校训是博文约礼。博文就是要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希望我们的学生都有广阔的胸襟、有识见，能独立地判断，同时也尊重真理。约礼，就是尊重真理，坚守诚信跟道德，同时有包容的精神。我想这个就是约礼。要博文约礼，才能够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校训讲得很明白了。
目前，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主要分为书院通识跟大学通识教育两个部分。大学通识教育有四个必修的范畴，包括「中华文化传承」、「自然、科技与环境」、「社会与文化」和「自我与人文」。这四个范畴根据我们新亚书院先哲唐君毅教授提出来的人文价值而订定，包涵了学生必须涉猎的人类至善关怀方向。书院通识是透过少量学科、小班教学与多姿多采的活动，还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互相观摩、互相交流，通过老师以身作则的方式，来传授人文的理念、价值观跟精神。我想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中国也讲究「身教」，书院理念就是透过这种非形式教育来跟学生接触。能够把这些价值、理念在不经不觉之中传授给下一代，比每天教学生该怎么做还要重要。因此，「身教」也是很重要的方向。
除此以外，我们亦认同跨文化、跨种族理解的重要性。我们的使命是要结合传统和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不单学术方面是这样子，在价值观、人文方面也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在香港的大学学制由三年改变为四年的关键时刻，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将增设一门必修的通识教育基础课程，以小组形式进行。同学们需要阅读超过二十本经典著作的精选部分，深入讨论并写作论文。文章经典取材自中、西、希伯来、伊斯兰、印度文化的经典，让学生思考不同文化，以及面对人生、社会和知识的基本课题。所有社会都会面对一些相近的课题，但却有不同的看法，不能简单说哪个看法是对是错。我们必须认识和理解不同的看法，单就「通识」已延续几个世纪的讨论。我们要引领学生，了解通识教育的理念，希望学生能够透过深度学习，理解不同文化面对共同课题时的价值取舍和路向。我们不能教他们价值观的对错，只能让他们自己来判断，作一个取舍。我们只能提供学生接触丰富多姿的文化资源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自我反思，认真思考自己的生命价值和取向。
刚才杨校长提出学科与学科文化。他说每个国家有独特的文化，这点我很同意。但是学科文化应该是普世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好比说数学只有数学，没所谓中国的数学、美国的数学、德国的数学。我们要明白学科文化是普世性的，但是与国家地域有关的文化传统则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十九世纪张之洞先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做到。但我认为日本人基本上做到了。比如说，日本现在已科技发达，非常现代化，但整个社会，市民待人接物的态度，还是非常日本的。日本基本上是做到的，但是中国没有做到，能不能做到还是一个疑问，这个得大家去思考。我们完全赞成通识教育应该同时传递科学与人文精神，刚才所讲的四个范畴已经表明了通识教育课程包括科学和人文的元素。
中大未来的通识教育基础课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从不同文化探讨「何谓美好人生、理想社会」等引发学生人文思考的问题；另一个主题是让学生了解在不同时代跟不同文化中的人类如何探索和认识自然。在探索和认识自然之后，明白探索过程中所面对的限制，反思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在大自然之中，做了甚么」，「拯救自然的方法」，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希望在这种基础课程之中，能展开学生与人文传统跟科学传统的对话，为学生日后的主动学习、自我反思及自我完善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不能光靠大学来促进、提倡人文精神。文化、人文精神的培养，要从小学做起，等到进入大学再去教学生有关的价值观、道德概念已经有点晚，虽不是不可能，但大学的通识教育不应背负这样沉重的任务。
杨玉良：
我有这么一个例子正好说明这个事情，内地的教育早一阵子经常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小学阶段教学生爱国主义、科学发展观等；然后到了大学研究的时候，反而倒过来了，教学生要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整个教育的阶段及目标完全倒置了。
刘遵义：
我很同意，通识教育理念绝对要从小培养。我记起以前中国的蒙学教的都是《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千古文》等。我小时候也有曾念过，单纯地背诵《三字经》，基本上不知道背后的意思，到了长大之后才发现他的用处。长大后已经没时间去背诵这些经典，但清楚记得小时候有背过，还记得。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复旦大学跟我们中文大学在人文精神跟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让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不断交流勉励，为未来大学教育的发展出一分力，发一分光，谢谢！
问答环节
主持：
谢谢杨校长，谢谢刘校长，听完杨校长的讲座和两位校长的见解，实在获益良多，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两位，想要提问的嘉宾或朋友请先举手示意，并且使用设于座位旁边的麦高峰发问，接下来烦请刘校长为我们主持。
问：
杨校长您好，我是中文大学生物研究系的学生，跟您当年一样从事科学研究的。我想问一下，刚才您引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觉得很深刻，您说中国没有思想和文化的输出，对中国来说，人文精神在古代和现代不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东西方也不一样。我想请问您，在推广人文精神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做到古今中外的交叉融合？另外，现在大学生觉得上通识教育课更多的是完成学校的要求，拿到学分，不知道您观察大学生的状态是怎样？针对现在大学生的状态，您认为通识教育该有何对策？第三，人文精神和科学教育之间，我们又应如何取得平衡？
答：
这三个问题都是相当难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没有被误解，我的目的不是要输出文化和思想，其实在文革当中我们曾经输出中国革命，输出给越南，结果和越南打一仗；输出给柬埔寨，结果又酿成另一个惨剧，证明这种输出是不行的。但是我想我们传播出去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理解我们，让世界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式。至于涉及古今和中外的问题，我相信五百年以后，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跟美国人还是有差别的。尽管时代不断在变，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很难变的，尤其像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当今很多文化都出于文化基因和许多外来文化揉合而成，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世界可能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较了解，但对中国传统的那部分并没了解得那么透彻。大学的任务，在我来说，是在全球视野下建立一个宏大的中华文化发展和传播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内容非常丰富，不能简单分清楚中外的元素，着眼在使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基因对外传播和交流。
第二个问题，对大学生的状态的评价。其实各大学都有差别，内地大学尤甚。大学生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生活，自然有不同的学习心态。就像以前我们在火车上和来自各地的学生聊天，15分钟后，大致能判断出来对方是哪家大学毕业的。我刚才说的是，大学生有通识教育的需求，关键在于大学生不满意大学某些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还没有真正触及到学生的神经。最近我在学校的网站上看到一位应届毕业生的话。他说这四年他在复旦走得太快，所以灵魂掉队了。由此可见大学生并非没有思考，在很多方面思考得比我们还深。倒过来，到底有多少教授能够走在学生的灵魂前面？我怀疑。尤其是理工类的教授，在这方面有一部分教师是不太合格的。今年2月24号，我在复旦大学对中层行政人员及教授的演讲，题目叫「我心目当中未来的复旦」，明确提出两点：第一，复旦大学不需要那种才子加流氓的学者，这是鲁迅先生的话。第二，我不需要帝王气加才子的学者，帝王气是指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仗着自己于校、院内或系内的权力，把系内或院内其他学者的功劳都据为己有的人，以前在这方面出了不少的问题。不要把学生评估得太低，也不要把教授评价得太高。这些年来，不乏综合素养不高但专业学问做得不错的学者，发表了好一些论文，但大学就图那一两篇自然科学的文章保留这个人，而把真正有教育功能的教授排除在外吗？所以，大学的评价标准不能是大寨大队长计工分的评价方式。
第三个问题讲到人文与科学。实际近代人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想引马克思的一句话，他说人文与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学科，但碍于人的寿命，以及人类现在的认识水平，使得我们无法把它们看成一门科学。所以我们把物理分成电磁学、力学等，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学科划分，但实际上它是同一门东西，不应该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才不得不选择性地去学习专门知识。这种情况下，没人能教学生该修多少通识学分，多少专业学分。学生得自己选择，决定未来的路。就像有些科学家仍然不接触任何人文艺术，但也有一些科学家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和艺术的基础。就像我们复旦大学原来研究莎士比亚最好的不是来自英语系而是物理系的一位教授。每个人都不一样，实际上在选课程时，先想一想未来想干甚么，就知道该选甚么。说句实话，如果我不当校长，我也不会去看中大前校长金耀基先生的书。你至少要具备基础，等到毕业后，走向社会后，需要这种知识时，马上就能去学，大学教育是为了给你打好良好的基础。你的专业和人文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说得可能比较空洞，但这是事实。
问：
我是来自内地的中文大学一年级新生，我觉得内地人文缺失的问题是评价体系上的不足，您认为我们在评价体系上该做怎样的努力？
答：
我想先说现在的评价体系是怎么来的。我简单地称现在的体系为文革时大寨式评分。我在农村待过六年，清楚知道甚么是大寨式评分。如果你仔细去看，包括科技部、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员会，从来没发过这种样子的评价教师的档。那么现行的评价体系是怎么来的？学者弄的。比如我们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去评杰出青年基金，候选人作报告，我们便开始判断，到底这个人能否得到杰出青年基金。现在学科越分越细，任何学者可能只了解自己专业的范畴，这是当前我们内地教授的大问题。假如要评价的并非自己的专业，该怎么处理？第一看论文数量。第二，美国人创造了这种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的指标，看他有多少SCI文章，我们根据这个指标评分。但如果仅仅如此，评审的专家作用是甚么？一台计算机便可以把全国的青年基金申请人的申请书都评下来。总之，这起源于教授判断能力的丧失。现在内地无论申请甚么项目都要答辩，由于评审教授判断力的丧失，答辩环节很容易沦为表演，口才好的很容易拿到项目，这是必然后果。要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得提高教授对科学问题的审美能力，这又涉及到人文了。科学家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如研究结果与方法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比如说看到爱因斯坦的E=MC2，我们会因为它的简单而认为美丽。但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他只会觉得这是一个公式。从这个学期开始，复旦大学从学校层面上把这些过分定量的评价方式都废弃掉了。这种计算SCI文章数量的方式是从南京大学开始，我说过它必须在复旦大学结束。
问：
杨校长您好，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是复旦大学2007级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生，感谢复旦大学给我们机会在中大交流。就我在复旦的学习经历，有人问我在复旦印象最深刻的课是甚么，我回答是一门通识核心课。但自从大一的书院生活结束后，就回归院系，开始在院系展开新的生活，我觉得我在复旦的成长经历分成两块，一块是通识教育，一块是专业教育。校长您说得特别好的是，一定要两者结合。我很希望甚么时候在专业院系接受这种通识教育，因为大一以后，从书院离开以后，我就再也不是克卿人了，我就感受不到专业和通识有甚么关系了。谢谢您！
答：
你这个问题马上就解决了，7月14日，我在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通识教育将贯穿并合理分布在整个大学过程，不分成一年和后面三年。另外，书院也是四年，不是一年。第三，把整个复旦学院作为本科生院的概念来考虑，教务处、书院管理等等各种学生管理都在复旦学院下面，我们完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改革。因此，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注：
本文为杨玉良校长于2009年9月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大学的人文精神与通识教育」的演讲稿。
参考书目
1. 艾伦（Allan,D.W.）（着），任中棠等（译）（2005）。〈高等教育的新基石〉。《求是学刊》第3期，页6–10。
2. 雅斯贝尔斯（Jaspers,K.）（着），邹进（译）（1991）。《甚么是教育》。中国：上海三联书店。
